人们一般认为，中国古代民事立法不发达，相关法规和案件审理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实施监护的规定，但甘肃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室副主任陈永胜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，实质意义上的监护制度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。

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法制文书研究的陈永胜说，依据血缘亲情，由家长对未成年孩子实施监护，并出庭保护他们的权益，这在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，而且可能是普遍现象。

这一监护方式在一份名为《唐代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》的吐鲁番文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。文书记载，唐代宝应元年六月的一天，同为农家孩子的８岁金儿和想子在某店门口就坐，突然被过路疾驶的车子辗伤，为了保护两个孩子的权益，他们的父亲将肇事者康失芬告上了高昌县，高昌县接到起诉后，立即派人取证调查，并做出了判决，判处康失芬行为过错，并承担所有治疗费用。

陈永胜说，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侵权案，案卷的完整保存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，在中国古代，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，其直系亲属自然而然成了维护他们权益的代言人，这一事实存在表明，实质意义的监护制度已经在中国古代存在，只是受民法体系不完善影响，相关文献典籍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文字规定。

学术界一般认为，中国古代没有民法，或者刑法、民法不分，中国现代民法体系也是借鉴欧洲大陆法系而形成的，对未成年人实施监护也不例外。但从地下出土的千年之前的吐鲁番文书资料可以看出，在中国古代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监护方式，可能已是普遍现象。

吐鲁番文书是上个世纪初以来，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出土的纸质文字资料，同敦煌文书一样，由于历史久远、长期封存或埋藏，其中保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信息，许多反映中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资料，在中国传世文献及其它典籍中是难以看到的。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，它们的价值正在更多地被人们发现。